恰好，大同建国之后，战略重心转移，正乾皇帝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北压金国南讨赵宋上，逐步放松了对高丽的表面控制。
这种政治利好自然落不到柔仁的国主王楷头上，最终都变成了高丽实际掌控者李资谦的功绩，并为后者赢得了极大的政治声望。
开京民间里巷间也恰到好处地开始流传“十八字（李）将王”的谶语，高丽由王姓改为李姓似乎就要水到渠成。
可惜，李资谦空有窃国之志，却无安邦之才。
高丽原本就存在极为深重的内部矛盾，败于同舟社之手后，随着主权丧失，经济上不断向外输血，各种矛盾更加尖锐。
其国内不少有识之士皆意识到高丽绝不能再这样下去，必须做出改变，以挽救国家灭亡的命运。
因而，李资谦当权后以枳俊京整顿军队稳定国内，并逐步抵制大同对高丽内政的干涉，便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可惜，豪族出身又终身生活于上层的权力争斗圈内，限制了李资谦的视野和思考方式，使得其人始终抓不住住高丽的主要矛盾。
这些年来，高丽各地的经济一直很萎靡。
不仅平民因税负不断加重而流亡不断，就连高高在上的豪族也因长期内耗而将大量资源投入到扩军备战，导致生活质量急剧下降。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际控制在大同帝国手中的新安州等地，初步完成社会改革后，底层民众爆发了生产积极性，生活一日好过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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