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整编泸南夷丁不一样的一点，是苏州的兵员成分更加复杂。
严格的划分，新编军中，渤海、女直、高丽、奚、汉等各族皆有，辽国惯有的做法是依据种族不同，编成不同的军队。
徐泽当然不可能照搬辽国的落后传统，他的办法简单粗暴——不管兵员的民族成分，全部打散混编。
此时的民族本就是伪概念，所谓“民族”，并不存在极强的自我意识。
不论辽、金，还是后来的蒙元，与大宋作战的主力中，都不乏战斗力极强的汉人。
而辽国征伐女直人的数次大战中，最卖力的不是契丹兵，反而是辽系女直和渤海人——都与生女直人同源。
辽国不乏智者，之所以坚持依据民族编制军队，也是由实际情况决定的。
其统治者契丹贵族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强化国内各种族的独特性，实际就是承认一些偏远部族首领的特权，以此换取他们对朝廷权威的支持，减少维稳压力。
后世的灯塔国也有类似的操作，不同的是，其统治者人为划分国内各种种群，让他们互掐内耗，以此转移本该针对自己的矛盾。
关于这一点，伟人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论点最有针对性。
除了极少数高高在上的“大户”“头人”“首领”，无论什么种族，他们中的绝大多人都处在社会底层，都有“活下去”“活出人样”的强烈诉求，他们本就是天然的阶级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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