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各种特权阶层不断膨胀并疯狂攫取国家财富，沉重的社会矛盾让立国仅仅数十年的大宋提前进入了白病缠身的暮年状态。
早在仁宗时期，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就主持实施了“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仅仅是微小的政策调整，就因为触犯了太多人的利益而受到极力抵制，最终惨淡收场。
此后，又拖了二十多年，到神宗即位，大宋的财政问题已经极为严重，亏空多达一千多万匹、石、贯、束、两，就连英宗的葬礼都办得极为寒酸。
并不是神宗皇帝好大喜功想改革，而是大宋已经到了不改革则破产甚至亡国的窘迫境地，不得不改，不敢不改，不能不改。
但改革冠以再多崇高的理由，都改变不了其就是利益调整的事实。
大宋国力窘迫至此，靠小打小闹已经无力挽救时局，必须大刀阔斧地改。
靠压榨小民自然不行，大宋对小民的压榨已经够深了，再榨也榨不出二两油，还有极大的稳定风险。
因而，神宗皇帝只能向特权阶层开刀，剥夺他们的部分利益以补足国用，且这一“部分”并不小。
威望最隆的太祖皇帝都不能办成的事，没什么威望的神宗皇帝能办成？
所以，结果早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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