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举同样是进一步巩固赵桓的帝位，更是为了安定天下“人心”。
四月初九，太宰吴敏上札子：
“《六经》垂训，盖天地所以奠世法也，犹之江、河、淮、济，经营中国，终入大海。自三代以后，凡生民有一饭之安，皆《六经》之功世……
盖由之而不知，其独恨强秦之祸，礼缺乐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经术自任，又废其一，其意以谓《鲁史》既亡，而《三传》不足取信，则《春秋》永无复可考……
臣愿下明诏，复立《春秋》学官，今岁贡举，遂以取士，庶几同讲圣人之遗经，以辅世教。臣不胜大愿。”
赵桓准其奏，乃置《春秋》博士。
四月十二日，置详议司于尚书省，讨论祖宗法，以吴敏、唐恪、李邺三人领其事。
拥有亿万生民的大宋王朝是极其复杂的组织体系，不同于走错了方向说回头就能立即回头的个人，任何朝政的实施必然会给整个时代造成甚远影响。
即便是尽复祖宗之法，也不能随便割裂历史粗暴的一刀切。
这两道诏令不再是空洞的“复祖宗之制，寝罢一切害民之法”的口号，而是进入了政策转弯的实质准备阶段。
但即便赵桓有如此决心和行动，仍有一些臣子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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